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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通宏觀姜超:減并效果幾何 誰更受益?

          摘要 2018-10-31 13:40:04

            我國先后經歷了建立、轉型、擴圍三個階段,17年以來進入減并與調整的第四階段,已將4檔稅率簡并至3檔,下調17%、11%兩檔稅率各1%。3月初工作報告提出“三檔并兩檔”、“減稅8000億”,9月底財政部長提及“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令市場對稅率調整預期逐漸升溫。

            企業負擔有多重?企業稅負重,居首。目前我國稅收結構中,企業繳稅占比超過80%,相比發達國家普遍低于50%,中國企業稅負明顯偏重。企業稅負中,間接稅占比超過70%,第一大稅種占比47%。同時,我國16%的基本稅率,在間接稅為主的亞洲國家中也居于高位。而過去兩年實施的“營改增”令稅管加強,從而增加了稅基,導致稅收增速、增速高于經濟增速,變相增加了企業稅負。,減并與調整。我國先后經歷了建立、轉型、擴圍三個階段,17年以來進入減并與調整的第四階段,已將4檔稅率簡并至3檔,下調17%、11%兩檔稅率各1%。3月初工作報告提出“三檔并兩檔”、“減稅8000億”,9月底財政部長提及“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令市場對稅率調整預期逐漸升溫。

            若減并效果幾何?基于投入產出表估算。企業=銷項稅-進項稅=銷項稅基×銷項稅率-進項稅基×進項稅率,因而并不直接影響企業收入、利潤,且不同行業適用不同稅率。投入產出表測算了各行業間的投入產出關系,我們可以據此計算各行業的銷項稅基和進項稅基:銷項稅基為行業總產出-存貨增加-出口,進項稅基為中間投入扣除出口使用部分。最后將17年實際按照投入產出表法估算的各行業比重進行分配。若各檔稅率下調1%,將減稅近6000億。由于稅率調整方案尚未公布,我們先以各檔稅率下調1%為例,估算減稅規模及其影響。根據我們的測算,率下調1%帶來的各行業減稅幅度約在9.13%,減稅規模約為5766億元,占P比重的0.63%。如果這部分稅收減免全部作為本金投入到投資中去,將能撬動12597億元投資,從而提升投資增速2.0%,提升P增速0.27%。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制造業大多適用16%銷項稅率,而服務業普遍進項稅率高于銷項稅率,若各檔稅率均下調1%,服務業受益將更為明顯。拓展情形下,減度更大。我們還測算了三種拓展的減稅方案的影響。方案一是將16%和10%兩檔稅率分別降至14%、8%,將6%稅率降至5.5%,這將減稅9600億,拉動投資增速3.4%,提升經濟增速0.45%。方案二是將16%的稅率并入10%檔,并將6%的稅率下調至5%,這將減稅1.2萬億,拉動投資增速4.1%,提升經濟增速0.55%。方案三是將16%檔稅率下調至13%,而10%檔稅率并入6%,這將減稅1.6萬億,拉動投資增速5.7%,提升經濟增速0.78%。整體而言,三種方案下減稅效果遞增。

            誰減稅最多?誰增利最多?1%率的下調對上市公司稅負、利潤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稅負彈性:地產居首,鋼鐵殿后。根據我們的測算,若現有率下調1%,則上市公司稅收負擔(/營業收入)下降約0.4%。其中,房地產、金融和商貿行業稅負降低較多,而鋼鐵、有色行業排名墊底,稅負下降程度不高。利潤彈性:批零居首,食品殿后。根據我們的測算,率下調1%會帶來上市公司利潤總額提升4%左右。其中,商貿和通信行業的利潤改善程度較為明顯,而銀行、建筑材料和食品飲料行業利潤受稅率下調的影響程度不大。由此可見,率下調對行業稅負和利潤的影響存在差異:雖然地產、金融等行業稅收負擔下降程度較高,但由于其利潤規模同樣較大,因此,下調稅率對其利潤改善影響并不顯著;而像通信、電子等行業,雖然稅負下降程度居中,但下調稅率對其利潤改善尤為明顯。

            減稅的本質:正反饋正激勵,大市場小。減稅形成正反饋、正激勵。回顧美國三輪減稅成功經驗,減稅提升了企業盈利和居民收入,從而帶動投資、消費,而經濟回升又反過來改善盈利和收入,形成了正反饋。相比購買性支出和發放補貼,減稅勵了優秀企業,既強調公平也了效率,形成了正向激勵。減稅通往大市場、小。以往我們依靠地產、基建,發展工業經濟,財富分配向、國企傾斜,去產能帶來的馬太效應加劇了這一傾斜,使得國企利潤增長遠超民企。財稅政策決定收入的二次分配,通過減稅激活居民和企業就可以實現小大市場,這是通往經濟繁榮的必由之。

            企業部門納稅占比超過80%。觀察2017年中國稅收結構,共有18個主要稅種,企業部門納稅占比合計超過80%,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國內和企業所得稅,分別達到39%和22%。而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英國、的企業稅收占比僅為34%、42%、50%和52%。相比之下,我國企業稅收占比明顯偏高。

            占企業稅收比重近半。進一步觀察企業部門稅收結構,以、消費稅為主的間接稅占比超過70%,其中光一項占比就達到47%。而根據OECD數據統計,發達國家企業間接稅占稅收的比重普遍在50%以下。我國企業間接稅占比同樣偏高。

            16%稅率實際偏高。盡管橫向比較看,我國16%的基本稅率略高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而低于發達國家,似乎僅處于世界中等水平。但英國、法國等歐美發達國家雖然率高,但整體稅收以直接稅為主,而我國與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主要依賴間接稅。因而,在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中,我國稅率明顯處于高位。

            “營改增”擴稅基變相加稅。16年5月起,“營改增”試點全面鋪開。在營業稅、并存的時代,很多中小企業其實存在低報營業稅等行為,但在營改增之后,由于所有交易環節都需要提供信息,相當于稅管大幅加強,因此實際稅基大幅增加,結果導致了變相加稅。18年上半年稅收增速14.4%、增速16.6%,都遠高于10%的P名義增速,意味著企業負擔進一步加重。

            第一個階段是79-94年的建立。其中79-83年主要為試點階段,84年《中華人民共合規條例(草案)》發布,標志著我國制度的正式確立。而93年底的《中國人民國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發布,則標志著規范化的“生產型”正式建立。

            第二個階段是04-10年的轉型。其中04-08年主要為試點階段,09年起在全國范圍實行轉型,實現了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型。通過允許抵扣購進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減少的稅基,從而減輕重復征稅,減少稅收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第三個階段是11-16年的擴圍。“營改增”試點行業先后涵蓋了交通運輸業、部分現代服務業、電信業、郵政業、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并在16年5月全面推開。抵扣范圍的擴大和扣稅鏈條更加完整,降低了商品和勞務流轉過程中的重復征稅問題,間接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也推動了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第四個階段是17年以來簡并與調整。“營改增”全面實施后,存在17%、13%、11%、6%等多檔稅率和3%的征收率,稅收征管較為復雜。為提高征管效率,17年以來共推行了兩次稅率調整,包括17年《關于簡并稅率有關政策的通知》將4檔稅率簡并至3檔(17%、11%和6%),今年4月《關于調整稅率的通知》將17%、11%兩檔稅率分別下調至16%、10%。

            稅率調整政策預期升溫。今年初《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完善,按照三檔并兩檔方向調整稅率水平”、“全年再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從目前已出臺的政策看,離實現年初制定的目標仍有一定距離。而9月底財政部長劉昆在接受采訪時,提及“抓緊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這令市場對于稅率調整的預期持續升溫。

            如何影響企業盈利?根據應納稅額的計算公式,應納稅額為當期銷項稅額和當期進項稅額之差,兩者分別包含在銷售額和購進額中。因而本身并不直接影響企業盈利,而是通過影響含稅銷售額和購進額來影響毛利,這意味著額與銷售額、毛利潤等利潤表項財務指標之前的關系并不恒定。并且,根據稅法,不同行業適用不同的銷項稅率、進項稅率,而銷項稅基和進項稅基則與具體行業的收入、成本結構有關,這里我們根據投入產出表來對后者進行匡算。

            何謂投入產出表分析?投入產出表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列昂惕夫(W.Leontief)于20世紀30年代首先提出并研究編制,是一種完整體現經濟系統各部門之間投入與產出相互依存關系的平衡表。其中,投入側刻畫的是某行業的總投入,包含“中間投入”與“增加值”兩部分,產出側刻畫的是該行業的總產出,包含“中間使用”與“最終使用”兩部分。目前最新的投入產出表是2015年版本。

            投入產出表估算的原理。投入產出表刻畫了各行業與其上下業間的投入產出關系,我們據此估算各行業的銷項稅基和進項稅基。具體而言,銷項稅率由各產品適用的率確定,進項稅率根據投入產出關系由各行業銷項稅率按照生產該行業產品所需各行業中間投入的比重為權重加權平均。銷項稅基為行業總產出-存貨增加-出口,進項稅基為中間投入扣除出口使用部分。最后將17年實際按照投入產出表法估算的各行業比重進行分配。

            由于稅率調整方案尚未公布,我們先以各檔稅率下調1%為例,估計此方案下減稅的大體規模,而后再將這種方法拓展到其它減稅方案以測算影響。

            制造業行業稅率普遍高于服務業。投入產出表方法對減稅效果的測算,首先需要明確各行業所適用的銷項稅率與進項稅率。銷項稅率按照各行業提供的主要貨物和服務稅率予以確定,對于行業內部適用不同稅率的,工業行業根據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銷售產值比重進行加權平均,服務業行業根據上市公司17年營業收入進行加權平均。從得到的結果來看,制造業行業率普遍高于服務業:一方面,體現在制造業行業大都適用16%的銷項稅率;另一方面,服務業行業的進項稅率普遍高于銷項稅率,而制造業行業則與此相反。

            采礦業負擔較重,裝備制造行業不高。通過投入產出表方法估算的企業,再結合17年分行業營業收入,我們能夠大體得到各個工業行業企業負擔情況。整體來看,工業行業與營業收入比重處于3.4%左右的水平(按中位數)。分行業來看,采礦業負擔較重,比如非金屬礦采選、石油和天然氣采選行業與營業收入之比均超過7%,而裝備制造行業負水平不高,比如交運設備、電氣機械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其與營業收入之比均不高于2.5%。

            下調1%的率對于各行業稅收負擔有何影響?整體來看,下調1個百分點的率會降低各行業負擔約0.25個百分點(中位數水平)。服務行業受益最為明顯,像教育、房地產、金融和批發零售行業在率下調1%的情況下,稅收負擔下降均超過0.6%。而負擔較輕的制造業行業,在下調1%稅率時稅負降低的程度不高,像通用設備、交運設備和電氣機械等行業其稅收負擔下降不足0.2個百分點。

            若稅率全面下調1%,減稅規模約6000億。根據下調稅率1%時各行業變動情況,我們可以估算總體的減稅規模。投入產出法測算下,率下調1%帶來的各行業減稅幅度約在9.13%。假設18年1-9月占全年比重與去年相同,我們估算出18年國內規模約在6.3萬億元左右。因此,下調率1%帶來的減稅規模為5766億元,約在6000億元水平,占P比重0.63%。

            提升投資增速2%,提升P增速0.3%。考慮到17年規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55.5%、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4%,以及18年前三季度資本形成總額對P增長的貢獻率為31.8%,如果這部分稅收減免全部作為本金投入到投資中去,將可增加投資12597億元,從而提升投資增速2.02個百分點,可增加固定資本形成7000億元,從而提升P增速0.27個百分點。

            三種拓展的減稅方案。我們對三種不同的減稅方案做以比較,其中方案一是將16%和10%兩檔稅率分別降至14%、8%,將6%稅率降至5.5%;方案二是將16%的稅率并入10%檔,并將6%的稅率下調至5%;方案三是將16%檔稅率下調至13%,而10%檔稅率并入6%。

            減稅、提振經濟力度依次遞增。整體開看,這三種減稅方案效果都要強于基準情形(全面下調率),且減稅效果遞增:方案一將會減稅9600億,分別提升投資和經濟增速3.4%、0.45%;方案二將會減稅1.2萬億,分別提升投資和經濟增速4.1%、0.55%;方案三將會減稅1.6萬億,分別提升投資和經濟增速5.7%、0.78%。

            投入結構影響減稅規模。對比這三種方案,我們發現,減稅規模不僅受稅率的影響,還與投入結構有關,比如方案二和方案三,雖然方案二中16%稅率行業(占大多數)下調稅率幅度更大,但由于進項稅額也相應縮小,因此其減稅規模尚不如方案三。

            需要指明的是,上市公司財報中的“應交”科目并不能準確反映企業該期間內實際所繳納的,年報中該科目所披露的數據可以近似理解為企業應繳但尚未繳納的部分,而實際發生的繳納額需要根據應交下的二級科目才能予以確定。因此,上市公司所繳納的估算仍采用投入產出表法。

            地產、金融、商貿稅負降低較多,鋼鐵、有色、家電墊底。若現有率下調1%,則整體來看,上市公司的稅收負擔(/營業收入)下降約0.4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金融和商貿行業稅負降低較多,均在0.6個百分點以上,而鋼鐵、有色行業排名墊底,稅負下降程度不高,均在0.2個百分點以下。

            率調整會影響到行業產品和服務價格的變動,進而導致供需兩端的調整,率下調令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縮減,由此讓渡出的收益事實上是在企業和居民部門之間進行分配。這里我們簡單假設率調整帶來的減稅效應全部作用在企業部門,由此將稅率調整對上市公司利潤的影響作以靜態測算。

            商貿、通信行業利潤明顯改善,銀行、建材、食品飲料影響不大。整體來看,率下調1%會帶來上市公司利潤總額提升4%左右(中位數水平)。其中,商貿和通信行業的利潤改善程度較為明顯,稅率下調1%所帶來的利潤增厚幅度均在10%以上,而銀行、建筑材料和食品飲料行業利潤受稅率下調的影響程度不大,利潤增厚幅度均在1.5%以下。

            由此可見,率下調對行業稅負和利潤的影響存在差異。稅率下調情況下,雖然地產、金融等行業稅收負擔下降程度較高,但由于其利潤規模同樣較大,因此,下調稅率對其利潤改善影響并不顯著。而像通信、電子等行業,雖然稅負下降程度居中,但下調稅率對其利潤改善尤為明顯。

            正反饋與正激勵。回顧美國80年代以來三減稅的成功經驗,減稅提振經濟的核心機制在于形成正反饋,即提升企業盈利從而促進投資、提升居民收入從而促進消費,而投資、消費的回升帶來經濟的回升,又反過來改善了企業盈利和居民收入。而以往我們更多是通過擴大購買性支出、發放財政補貼來落實積極財政,盡管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需求,但拉高了債務、降低了效率,反而容易形成擠出效應。相比之下,減稅政策重在勵優秀企業,盈利越多減稅越多,形成正向激勵,強調公平也未否定效率。在當前購買和補貼副作用較大的背景下,是落實積極財政的最佳手段。

            大市場與小。從收入分配視角看,一個國家的財富本質上是在、企業和居民之間進行分配,在中國,還有一類特殊的“類”企業——國有企業。以往我們依靠地產、基建,發展工業經濟,財富分配實際上是向、國企傾斜。而過去兩年去產能帶來的馬太效應加劇了這一傾斜,使得國企利潤增長遠超民企。財稅政策能夠影響財富二次分配。而通過減稅激活居民和私營企業,就可以實現小大市場,這是通往經濟繁榮的必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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